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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炜:史诗的异同 名家专栏www.496666.cc

发布日期:2019-10-22   

  山东龙口,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;出版有长篇小说20 部、散文20 卷、中短篇小说集8 卷、诗集2 卷;2014年,作家出版社出版《张炜文集(48 卷)》;作品获茅盾文学奖、全国短篇小说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南方传媒文学大奖杰出作家奖等;《古船》1993 年开始被法国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;作品被译成韩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瑞典、土耳其、俄等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  《颂》是《诗经》的最后部分,在编撰者那里是压轴戏。由野歌野调走向了文人书写,走向了更加严肃的官家定制,展开了一篇篇盛大的颂词。这是一个王朝的强音,要动用最好的乐手,以奏出西周的辉煌与庄严。如果说《诗经》是一部艺术圣典,那么最能凸显礼乐文明的就是《颂》。《颂》的动人处,与其说是正大肃穆的言辞,还不如说是它们追随的旋律。在情绪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强大推助力来自音乐。钟鼎鼓瑟,瓦缶相加,伴以合声,笙歌缭绕,所谓“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”(陶渊明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),在这场极尽豪华铺排的合奏中,群声颂唱将是最为感人肺腑的。在这种声乐烘托之下,西周越发显得崇高神圣,巍巍然不可撼动。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时空中,西周一直具有不可超越的至高地位,是王权的表率和极致,这样一个高耸的王朝需要配以宏大的颂辞。西周不仅对孔子这类思想巨人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,对于后来许多人,包括那些长了反骨的放荡不羁的诗人,都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。

  在现代人的言说中,叛逆性常常具有不可比拟的美;对于更多的人来讲,现实的权力或具有更大的魅力。就后者来说,有时它的受害者尚且不能回避这种诱惑,更遑论那些旁观者。权力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端庄和严整,也在于它的平庸和堂皇。它有一种收集庸常并使其汇成巨流的力量和功能,由一些廉价而便捷的世俗工具堆积起巍峨的庙堂,而这庙堂本身又具备了强大的审美功能,洋溢出一种陌生而冰冷的、带有些许金属异味的气息。这种气息是客观存在,它足以使许多人畏惧和眩晕,让他们远远地观望和膜拜。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颂词是由衷之言,而且是在一种眩晕之下倾吐出来的,透射出另一种自然、淳朴和真诚,所以就其质地而言,也有某种“纯正感”。的确,作为颂辞,其中的大部分正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品质,才变得不可小觑。在庙堂和颂辞之间特有的这种奇妙难解的关系,使得那些具有叛逆之心的赏读者也常常变得惶惑。他们总想从生命的深处、从权力和人性的内部去拆解,推翻诸多阻碍走入“诗与真”的篱笆,可最后还是发现:这种工作过于艰难繁琐,往往需要付出成吨的汗水。于是许多人在疲惫中颓败下来,后继者变得寥寥无人。

  真实的情形是,《颂》仍然在强烈地打动我们,这其中也许贯穿着一条逻辑的线索。如果我们对这种打动力视而不见,也不太可能,就像我们眼前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庙堂,其显赫性让我们无法漠视一样。连孔子那样的大智者也未能例外,他在这种轰隆隆震耳的颂辞中感到了敬畏,垂首而立,面色肃穆地朝向西周,洗耳恭听。什么样的MP3播放器音质最好呢!他沉浸在气象恢弘的盛大演奏中。比起孔子这样的非凡人物,我们还有多少超越的可能?有多少自信?在神奇而怪异的数字时代,对于这些隆重的颂辞,我们仍然没有重新解构的能力。它们是堆积了几千年的赫然存在,不可能一朝一夕推倒。

  《颂》的盛大演奏并未停息,它还在潺潺流动,小溪汇成滔滔,洗刷着理性的荒漠。如果离开礼法和体制的层面去倾听,《颂》的演奏也仍旧摄人心魄。只有当我们把辞章与声音剥离开来的时候,独立地去看这些文字,才会有一些焦枯无趣感。它比起《风》的那些自由吟唱,实在太缺少生命的汁水,也太正襟危坐了。生命的艺术原来还是要松弛下来,活泼起来,即便在最安静的时候,仍有一些内心的悄语流出,彼此心曲互通,温暖相拥,会意一笑。有洞察,有沉吟,有梦想,这时候即便化为欣悦和哀怨,也会释放出无限的亲切感。然而,当我们把失去旋律的颂词高高举起,将阅读变成堂皇的仰望,它会显得多么空泛和苍白。它不再属于个人,也就没有谁会真的爱惜它。

  在整部《诗经》中,《颂》只占有很少的篇幅,也幸亏如此。如果加上色泽接近的《大雅》,这一类歌咏的篇幅似乎就显得有点多了。就审美的复杂性和多向性来讲,它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;但就文字和意象而论,它们或有些密集和重复,缺少隽永和凝炼。它们没有节制与省略,没有动人的细节和曼妙的局部。与《风》相比,它们更多的是一些成词凝固的套语,缺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自由性情,无法产生那样的惊喜。在许多时候,它的价值主要还是来自宫廷记事簿的功能。作为赏读者,我们可以疏远那种色泽,同样也可能被它所吸引。它们是《诗经》的重要元素,放置在那儿,才可以完成一部古典的组合。如果说“诗”之所以为“经”,还要感谢这些庙堂之歌,因为有了它们,《诗》才能更快地乘上“经”的圣驾,一路辉煌走到今天。《颂》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。

  《诗经》中的一些所谓“史诗”,主要存于《大雅》之中,而且不止一篇。人们论述它们使用了“史诗”的概念,它们也的确具有这样的特质。但一般来说,这种说法会混同于西方通行的“史诗”概念。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史诗,无论是《伊利亚特》还是《贝奥武夫》,以及东方印度的《罗摩衍那》《摩诃婆罗多》之类,它们都是民间传唱,曾在很长时间里不着文字,像一切民间文学那样,依靠口耳相传,不断修改,最终确立。这种口与心的记录恒久绵韧,将在悠长的时光中得到记忆和保存。这种记忆力源于可以歌咏的性质,就这一点来说,它们与《诗经》中的史诗是一样的。但是西方史诗更具有旁逸斜出的性质,由于是无数人的演绎和创造,所以也就有了一种超然性和自由性。在一个地域里,一种兴趣得到不断扩展,到了另一个地域,又有了其他的连缀和茂长,这就使一部史诗变得既庞大又芜杂,闪烁出极为斑斓的色彩。因此那些西方史诗,还有我们西部少数民族的史诗,它们在篇幅上简直长得可怕,有些场景似乎一再重复,但这重复中又增添了新的元素。这些史诗总是洋溢着巨大的灵活性,具有十分鲜活的性格,其生动逼真和特异的诉说品格,常常让我们惊叹,觉得不可思议。

  任何一部西方史诗都是一条浩荡的河流,它们在一片大陆上流动,似乎久久不愿归于大海:汇进大海就意味着消失,它们可能正在回避这个结局,尽可能地蜿蜒徘徊,顽强地冲开泥土,一边流淌一边卷走沿途的一切,翻涌的浪花夹杂着枯枝败叶,日夜咆哮而去,奔向自己的远方。有时候它们的流向不可预测,流经之地所摧毁以及含纳携带的元素也不可预测。比较而言,《大雅》中的史诗不仅篇幅短小,而且内容与风格也拘谨得多。它们大致是规范的文人语言,有些刻板,没有那种放肆生长的特征,显得多少有点隔,与众多生命的激情喧哗相隔,与时间里生成的无限性相隔。我们所盼念的那种史诗,应该更加流畅和自由,www.496666.cc是一条无所忌讳的语言和声音的河流,通俗易懂,朗朗上口。它们可以缺少文字记录,却将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忆和接续,成为一场头尾相衔的大言说。那是一个多么奇妙浪漫的过程。

  长长的咏唱当然最终还要被文字记录,印在纸上,进入典册,一卷卷放在手边,成为一个民族的骄傲。它标志着心灵的开阔、生命的强韧,以及不可逾越的庞杂宏阔、囊含一切的超人气概。没有任何一个狂夫有勇气去较量这些史诗,作为个体只能甘拜下风。回到这个视角来看《诗经》中的史诗,就会觉得有点儿勉强,因为这仍然是一些个体的文字演绎,属于案头劳作,虽然记叙了长长的历史和重大事件,但毕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所具有的自由度、随意性和汹涌而去不可遏制的那种连绵性、那种大河性格。我们习惯的定义是,只有众手合成的巨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,而不仅仅是某些内容的接近。二者之间还存在形制的不同、色泽的不同,更有气质的区别。

  《诗经》中最被推崇的史诗是《公刘》,它记录了周氏族迁徙的历史,描述了西周一位称之为“公刘”(姓姬名刘)的先祖,怎样率领族人跋涉千山万水,经过一次次迁移,最后抵达的曲折旅程。这首诗是研究西周部族发展成长的珍贵史料,记载了周氏族最重要的一次迁徙:由何出发,怎样开始。这首长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。研究者指出,《公刘》写出发、跋涉、定居,以及抵达京城之后的一些记述,皆井然有序,文雅规整。全诗不足百行,可能由一个或几个文人所作。它的确缺少民间文学的色彩,没有多少恣意汪洋和大胆展放的描述,只是一场关于王朝发生发展的追忆,虽然利用了民间传说,但并没有历经民间深长悠远的酝酿发酵,更没有众口传唱与改造的过程。因此,《公刘》仍然算不上传统概念中的那种史诗。

  《诗经》中另一首被称为“史诗”的是《生民》,其形成过程与《公刘》相去不远。此诗记述了周族开辟之初的一个神话,描写了周人祖先后稷的降生以及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,写到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巨大贡献,写到了祭祀活动。全诗色彩与西方史诗有相似之处:因为没有更详细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久远,没有更早的历史记录,所以书写历史的原初必然从神话开始。正是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,成为不可更易的证据,即便是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关于周人始祖发迹的表述也仍然依据了《生民》。这是一部生命的传奇,是文学也是历史,就此来说,它具有史诗的内质。但这首诗仍然不足百行,还是属于较短的文人制作,有浪漫的内容而缺少浪漫的形制。

  《生民》大致由一些宫廷人士所作,还是相对拘谨的记录,其神话色彩是出于不得已,而不是思维的大放纵。正如诗中所记述的那样,周人始祖对农业有巨大贡献,创立了一个农业王国,周氏族所形成的文化不同于西方骑马民族,王中王最快开奖现场珠海公交车反恐实现摄像头。不是逐水而居的草原浪人,所以他们的生活情状决定了歌咏和记录的方式。长长的流浪与吟唱,当然不同于土地田园上的安居记录,领地边界之清晰也决定了思维边界之严整。那些从乙地到甲地的不停奔走,往往是看一路记一路、传递一路,这条路往前看没有止境,往后看一片迷茫,所以只有靠吟唱来陪伴寂寥而孤独的游走,旅途上所遭逢的一切便随时揉进了歌咏。也许这就是造成东西方“史诗”差异的基本原因。这方面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,香港管家婆玄机彩图,即汉民族还缺乏那种放荡不羁、滔滔不绝、冗长浩荡的史诗,这在《诗经》里可以进一步得到确认。

  在《诗经》的整体结构上,野性的《国风》与矜持的《颂》之间,被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隔开。“诗三百”最初的编排即为《雅》章居中,这是《诗经》编撰者一种极其巧妙和机灵的安排。从内容上看,恰恰是诗意由浓变淡之间的居中安排。由狂放不羁的“风”逐步走向一种定式,由即兴而发、由心而歌,逐步走向了审慎使用的庙堂功用。这既是《诗经》发展出来的固定形体,又是古今艺术演变的一个通例。真正意义上的诗一定是与庙堂对立的,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就像一位西方诗人(布洛斯基)所说:“诗与帝国对立”。真正意义上的诗只为心灵所用,而无世俗之需。也就是说,诗往往是“无用”的,而体制的需求欲总是非常强烈,一切都要为它所用。所以这种使用的想法就会逐步地删削和去掉诗的心灵特性,从而滋生出一些专门的御用文人,他们要以“用”来解释所有的艺术,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诗的对立面。

  作为《诗经》中的过渡者,《小雅》与《大雅》仍然还要有所区别,《小雅》还有“风”的因子,有从山川大地吹过的那些“风”的颗粒,这些颗粒附着在《小雅》的躯体上,使它们获得滋养,保持活力,可以快慰地言说和无所顾忌地抱怨。它们是艺术的过渡地带,也是情绪的过渡地带,再往前迈进一步,就踏入了恭敬严谨的《大雅》之中,那属于另一个领地了。与“风”之间隔开了《小雅》,从《大雅》再往前,就是《颂》,这意味着诗的终止和完结,一场长达几百年的咏唱也要画上一个休止符了。这是当年编者制定的顺序。“诗三百”没有继续编下去,也算一种自然的终止,可能古人也没有办法。至于后来在《诗经》的影响下所滋生的另一些吟咏,完全不宜收进这部由“风、雅、颂”三体构成的诗歌总集了。正由于中间隔着《小雅》《大雅》,强劲的“风”难以吹入城垣之中,那里也就更多地唱起《颂》诗。

  《诗经》是民间的歌、文人的歌、官吏的歌,或者说官吏和文人的身份并置的歌。歌者的身份,有时可以向文人倾斜,有时又会偏重于官吏,歌咏中发生的这种倾斜却是非同小可。比如可以从中间的《雅》走向《颂》,也可以逆向而行走向《风》。在“诗三百”里居中的《雅》,算不得儒学的“中庸”,而是一个过渡带,是一种生命和艺术自然发展的现象。当年编撰者距离“诗三百”产生的年代比后来近得多,比孔子的第三次编撰也近得多,所以我们可以设想,当年的编撰者对于这些诗歌的性质及作者的了解,要比后来人清晰得多。编排次序或大有深意,也可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举动。三种不同的诗放在不同的空间,三个空间又组成了一个时代的总体吟唱,是很了不起的。

  “三体”并置的勇气,让后来人感到钦佩。因为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体制的选择和确定。那个时候一部诗歌总集的创制,比今天一部纸质书的出现,分量要重得多、隆重得多。因为它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方式,也是唯一的文字记载,是一种影响最大的精神与思想的传播途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诗经》的功用是了不起的,其兼收并蓄的气度是大可赞美的。我们甚至可以天真地设想,如果全集由《小雅》止步,那也未尝不是一场大可期待的完美。作为个体和专业的诗人与文人,似乎都会对《小雅》的气质表示一种认可与满足。这些人对于“风”的忘情嚎唱,对于那种随意、不拘小节的歌咏,可能多少会有一点惶惑和不适。这种不安的情绪究竟来自哪里,我们一时还不能确认。但这种不适的确会存在,这从一代代解经者那里也可以看得清楚。

  所谓“淫诗”,在《雅》中极少出现,它们只能大量存在于民间。民间和所谓滋生万物的空间,被称为“藏污纳垢”之地,而这污垢同样也是一种营养,可以有助于万物,可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杰出和绚丽的生长。在极为丰厚的沃土上,生命享受了阳光和风,所以才大可期待。我们或可设想那些来自宫廷的采诗官,一方面他们需要“风”的刺激,另一方面也需要“雅”的规范,最终还需要以更为正肃庄敬的心情,来接受更大的使命。他们将这放荡无羁、开阔浪漫的咏唱进一步改造,由无数人手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,然后渐渐将诗引向了“颂”的部分。后者在旋律上变得更强大和更洪亮了,以这种无所不至的强音,掩盖了其内容的苍白和单一。

  所谓风、雨、雷、电,风总是充当了巨变的先躯,是摧毁一切的引导力量。“风”总是在前面,因为这种指引的力量、这种瞬间即起的扫荡力,的确让人有些恐惧。李白组诗《古风五十九首》,其中的第一首第一句就是“大雅久不作”。此处的“大雅”也许是指代全部的《诗经》,而不是某个单独的部分。尽管他曾批评“正声何微茫”,反对“哀怨起骚人”,但或有以文谋政的隐意在里面。李白在诗中针对“大雅久不作”“王风萎蔓草”的唐代诗坛,明确表达了以恢复“雅正”之声为己任的文学理想,贱“绮丽”,贵“清真”,体现出强烈的复古精神。“大雅久不作”一诗,是李白重要的谈诗论艺的名篇,非常引人瞩目。这里的“大雅”实际上远离李白这个诗仙的狂放和浪漫,他真正想说的也许是“大风久不作”。但“风”又是众手合成的,作为一个单独的咏唱者,作为个体书写者,也难说李白有多少民间情怀。所以这里用“雅”来替代“风”,在他来说或是更好的表达方式。

  实际上李白的豪气,就在于他拥有一个人所能够含纳的无比繁复开阔的气象,他从“风”的无边无际、剧烈翻涌、恣意汪洋中,获得了瑰丽的想象和多姿多彩的表达。在这里,他稍稍容忍和向往的是“雅”,却绝难退到“颂”的世界里去。李白在个体写作的位置上,在“诗三百”的中间地带,坐守和遥望。他真正心向往之的,也只能是“风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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